理论研究｜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形态与机制探索

一、问题的提出

二、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的理论意蕴

共同体”经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一书正式进入社会理论，成为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重要的研究议题。滕尼斯将共同体视为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的状态，其理论的出发点是人意志完善的统一体，并把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成员团结在一起的特殊社会力量，共同体成为各种社会关系、理念、价值、行动、利益、情感的混合体，成为国家和社会有效治理的共同目标。随着学者研究的不断推进，共同体逐步演变为社区治理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等，除此之外，共同体的概念与公共文化服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体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和共同体验，将个体与整体紧密联系起来。在服务过程中，通过促进公共文化机构之间的联系和共享，形成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动方向，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和进步。

在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过程中，政府和社会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但考虑到公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多元需求以及政府资源的有限性，社会力量的参与也必不可少。社会中蕴藏着丰富的资源，但通常呈现出分散和碎片化的状态。而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的产生解决了一定区域范围内公共文化资源和力量分散、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协同度低下等问题，也就是说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就是为汲取和整合社会资源而构建出来的，通过协同提供文化服务和活动，促进文化资源的共享和传播，增进人们的文化认知和情感联系，从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和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由不同的参与主体构成，如政府、图书馆、博物馆、国有文化企业、社会组织、文艺机构、公民个人等，在涉及与他们相关公共文化服务的重大事项和重大决策时，需要“通过共同行动来展示集体的社会力量，并用共同行动去证明共同体的价值”。相较于传统的图书馆联盟以及图书馆总分馆制等，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在理念和实践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强调在整个文化服务体系中各类文化机构的协同合作与资源整合，旨在构建一个更加开放、融合的文化服务网络，其独特之处在于其强调整合与融合，通过打破机构之间的界限，促进文化资源的共享与互补，从而更好地满足了社区居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不仅能够避免资源的重复建设和浪费，还能够提升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图书馆联盟则更侧重于图书馆之间的合作与资源共享，着眼于加强同类机构之间的联系与互动，而图书馆总分馆制是在一个组织体系内通过设立分馆来扩大服务范围，强调的是组织内部的层级性管理与服务拓展，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则是在图书馆联盟以及图书馆总分馆制上的进一步升级与更新。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是在政府主导下建立的一体化交流合作机制，旨在推动公共文化服务的共建共享、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效能，构建公共文化服务新生态，它不再局限于图书馆、博物馆、文化等单一文化机构，而是涵盖了各个层面的文化机构和参与主体，通过深度合作和协同发展，实现文化资源的整合和共享，推动文化发展的多方参与和共同创造。

1.主体的多元性

吸纳多元主体是参与构建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的前提条件。由于服务需求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服务主体的多元性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图书馆、博物馆、文化站、文艺院团、社会组织、个人等服务主体协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承担社会责任，形成以政府为中心的“一核多元”的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的构建强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明确各主体的职责，达成价值共识，形成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制度化、持续化、系统化的服务体系。

2.目标的一致性

共同的目标是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构建的前置条件。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是基于目标的一致性而建构起众惠相互、互助共济、风险共担的服务体系，各主体以实现公共价值为追求，发挥自身优势，协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形成目标一致、追求一致的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汇聚各方面力量，以提升各主体之间的凝聚力，为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作用的发挥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3.资源的整合性

有效整合不同主体间的资源，发挥不同主体的优势是构建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的重要依托。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能够将不同主体之间，如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等资源进行整合，并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效用，实现各主体之间的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形成服务供给的合力。公共文化共同体通过资源的整合能够形成横向到纵向、文化机构到非文化机构等全方位的服务体系，实现群众需求与服务供给的精准对接，达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应有状态。

4.利益的互惠性

资源与利益的互惠性是公共文化共同体的本质特征。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通过整合各种文化资源，促进文化资源的共享与互通，使更多的人受益于各种文化形式和内容，各主体都能享受到共同体建设的成果，均等地参与成果分配，在合作过程中提升自身的服务能力水平。资源互惠的实现不仅仅是资源的整合和共享，还需要尽可能地覆盖所有社会群体，确保人人都能享受到文化服务，消除资源鸿沟，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三、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的实践形态

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的理念付诸实践，不断驱动着业态更新，催生出一些典型的发展模式。本文选取广州、上海浦东新区、四川等典型地区的实践形态进行讨论，明晰不同地区的实践形态。

2022年以来，广州市在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进程中，坚持系统思维和问题导向，大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展现了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公共文化服务新发展格局。

1.政策驱动多元合作服务体系建构

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以下简称“广少图”）作为中心馆，携手各区图书馆积极推进馆校合作，通过在全市建设学校分馆（服务点、智慧图书馆），实行统一的平台、规范、标准和服务，逐步打通跨馆跨校跨社区通借通还服务，带动盘活校园资源，推动数字资源全城共建共享，激发了文教系统活力和效能。2022年9月，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联合市教育局制定并推出《广州市关于推进公共图书馆与中小学图书馆（室）“馆校合作”实施方案（2022–2024）》，提出全市文化系统和教育系统实现图书资源管理平台对接，实施资源共建共享，推动馆校融合一体化发展，以数字技术实现文化系统和教育系统内图书资源共建共享。

2.以层级整合促进资源共建共享

历经3年的建设，馆校合作从最初的试点，逐步扩展至全市各区的全面参与。广州市馆校合作不仅具备少儿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和社区图书馆的功能，还提供分时间段免费开放给师生和居民使用的新型阅读空间。2023年，“馆校合作”品牌迎来了升级，演变为“馆立方”模式，“馆立方”项目由文化系统和教育系统共建，从行政层面上进行跨系统合作的整体顶层设计、制度安排，形成政府主导、广少图联合各区图书馆、学校和社区3方协同联动的服务模式，打造全国领先的广州“馆校合作”品牌，形成不同层级图书馆资源共享的服务模式。花都区首创一馆双门“校园+社区”特色服务模式，鼓励学校图书馆开学时间服务于学生，课余时间服务于社区，实现馆校合作效益的最大化。白云区创新打造“微书房”特色品牌，“麻雀”式的微书房在区内幼儿园承担着公共图书馆的职能。

3.打造纵横联动的阅读服务新格局

广州借助数字技术，逐步打造区域统筹、条块协同、上下联动、共建共享的公共文化服务新格局，推动资源共享。同时鼓励和指导各区在“馆校一体化”框架下，因地制宜实施“一区一策”的建设方法，大力开展“馆立方”项目，从满足儿童阅读带动亲子家庭阅读，从促进少儿阅读服务网络多元化发展，实现资源的互联互通。荔湾区实现了馆校“一卡通”对接，帮助学校对学生进行精细化管理和了解学生阅读情况；海珠区则采取“集团推进”、规模效应的路径，与教育集团签订协议，支持集团旗下学校整体开展“馆校一体化合作”；越秀区致力于打造“小书虫阅读馆”品牌，推出了“阅读进校园”计划；同时，天河区通过馆校联动，积极开展了“阅读课进图书馆”和“爱阅读·乐志愿”等特色阅读活动。

4.以品牌打造焕发阅读新活力

广州市在服务过程中逐步形成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联动机制，以不同的服务主题链接多元主体，试点实施基层公共文化治理项目库等一批标杆项目，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同时，“馆立方”项目也带来了更多的社会效益，促进了文化和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实现了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截至2023年10月底，“馆立方”已有484间馆校合作分馆，全市公共图书馆2023年1月–10月新增少儿类纸质图书100.5万册，外借少儿图书1805.8万册次。综观广州市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的发展路径，以此来对比广东省，发现广东省的整体建设则更注重于宏观规划、政策制定、跨区域合作及资源共享，旨在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带动全省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广州市作为省会城市，更注重于服务的落地实施、地方特色文化的挖掘与传承，其建设经验成果和服务模式的探索会被视作广东省乃至全国的示范案例。

浦东新区秉承“国家战略、上海定位、浦东特色”三重视野和发展路径，立足助推城市高质量发展和软实力建设，打造区域协同发展的服务共同体。

1.探索建立“长三角”文化协同发展机制

浦东新区积极探索建立“长三角”城市群的文化协同发展机制，创新“长三角”地区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供需对接模式，增强长三角“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区域联动，在东部地区率先打造一批学术论坛、文化活动、资源配送、文脉传承品牌，促进长三角文化创新突破、共同繁荣，为破除区域之间资源与要素流动障碍而做出的制度创新努力。长三角地区公共文化合作机制的建立，将对华东三省一市进一步整合公共文化机构和社会力量的文化资源，让文化服务形成了“超市化”供给，群众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线上公共文化服务，构建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全面提升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能级。2018–2020年，仅落地浦东新区的“长三角”各类公共文化活动有20多个，例如，“鼓曲雅韵最美乡音”2018年长三角地区锣鼓书会、舞林大会2020年首届江南舞蹈节等。

2.建立“长三角”公共文化服务联动机制

浦东新区首创了集公共文化服务产品采购于一体的“文采会”。相较于之前以公共文化机构之间联动为主，2020年“文采会”主打“长三角”“建党百年”和“数字转型”3大主题，并加大线上展示、宣传和交易途径，通过增强长三角地区公共文化机构与文艺院团、社会团体、旅游机构的协同联动，扩大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供需范围，搭建“长三角”一体联动的公共文化供给平台，实现文化机构间的资源联动，满足群众的数字文化服务需求。文采会也吸引了52家“长三角”地区的公共文化机构和文艺专业院团前来参展，上海市16个区展示并推介了各具特色的文旅优质产品和项目，而借此集成的服务共同体也方便了群众对于所需服务的获取。同时将“文采会”线上报名平台与浦东新区公共文化配送申报平台实现了无缝对接，便于公共文化产品供需双方通过该平台进行线上签约，让“文采会”成为公共文化服务365天“永不落幕”的“淘宝网”和“大众点评网”。

3.以区域融合促进“长三角”文化交流与合作

“文采会”期间，“长三角地区文化馆联盟”成立，为“长三角”城市群之间公共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也将有力助推“长三角”地区各城市在公共文化服务产品采购机制创新方面的探索。“长三角”城市文化馆联盟工作是落实国家“长三角”战略、助推区域文化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共建共享、打造新时代地区文化品牌的重要举措，依托“长三角”城市文化馆共通共联的资源特点，搭建统一的资源平台、创作平台、培训平台、数字平台和研究平台，以“文采会”和“文化馆联盟”为基础，共同推进改革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联盟还制定了《“长三角”城市文化馆联盟章程》，共有147家文化馆申请加入了联盟，覆盖省会、地市级、县级及相关区县文化馆，这一举措也使得区域内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得以实现联动互通。

四川省以打造智慧文旅生态体系为核心，建设了“智游天府”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充分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5G）和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构建并形成了开放互联、共生共赢的文旅服务共同体。

1.汇聚多种机构参与平台建设

数字技术对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至关重要。借助数字化技术，“智游天府”平台按照“云+中台+应用”技术架构，创新构建了省级统管、产业协同、公众参与的一站式服务开放性平台，特别是充分发挥了产业中台的“复用”特性，按省—市（州）—县（市、区）—企业的多级架构部署，有效地连接并整合了四川省文旅行业管理部门与各企事业单位，不仅初步实现了省级文旅数据资源的汇聚和整合，还实现了智慧管理、公众服务以及新媒体矩阵等文旅数字化应用的全面落地。而以数字平台为基础的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也实现了高效率、成批次的开发和连接面向文旅行业多场景的应用系统，实现了彼此之间资源链接、能力共享，形成了以数字化平台为纽带的四川省数字文旅生态体系，打造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上下联动、齐抓共管”数字文化服务共同体。

2.融合海量数据的“文旅大数据中心”

相较于其他地区“文旅云平台”以图书馆、博物馆、文化站等公共文化机构内部资源整合为主，四川省则通过建设文化旅游云数据中心，统一纵向、横向数据接入标准规范，建立文旅数据编目、编码规范等相关标准体系，汇集企业、文化机构等不同主体间的数据资源，推动数字文化服务规模提升和高质量发展，初步实现了全川文旅数据大融合，推动了不同机构间合力的形成。具体来说，在纵向上，整合省、市、县、乡、村5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以及各企业、非公共文化机构的数据资源，形成资源的联动网络。在横向上，不仅整合了公共文化机构的资源，还整合了公安、交通、气象等非公共文化机构的资源，实现文化资源的互联互通。四川以文旅大数据中心形成的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目前已汇集全省文旅数据4865.3万条，接入文旅服务企事业单位23352家，联通公共厕所、停车场等公共服务类场所近1.2万个，汇聚6大类文化资源数据271.02万条，8大旅游类资源数据24.55万条，与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信用中心及部分市州共享交换数据超过67.3万条，有效打破了数据信息孤岛。

3.塑造便捷的文旅“公共服务”新平台

“智游天府”平台作为服务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支撑，把全省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以及社会机构的诸多功能与资源整合到一个平台，提高了公共文化管理和服务的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水平，促进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均等化，实现了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这一综合性平台以一站式公共服务为核心，通过App、小程序、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渠道，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公共文化服务，其中包括但不限于预约预订、景区游览、场馆参观、住宿预订、餐饮服务、文博展览、文艺演出、在线直播、特色产品购买、精品线路推荐、评论分享、投诉举报、志愿服务、研学旅行等3大类30余项主要服务，覆盖了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四川省在实践过程中也形成了“需求感知—内容适配—即时供给”的循环对接，落实公共文化服务“按需供给”，实现了与省级、各县区的文化服务供需精准对接。

从以上3个地区的实践中可以看出，公共服务共同体建设受“政策制度因素、组织生态因素、数字技术因素、环境保障因素”的影响，广州“馆立方”服务升级模式与上海浦东新区的“区域联盟文化协同发展模式”以及四川省的“平台驱动资源联动模式”有着殊途同归之妙、异曲同工之美，皆是根据自身已有的条件禀赋，“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形成差异化的公共文化服务模式，但所呈现出的聚焦领域、服务内容、服务发力点，均有所不同。从政策层面来说，相较于浦东新区和四川，广州市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作为地方政府的基本考核指标与重要履职领域，通过战略规划、政策文件和领导参与等方式开展话语建构，运用绩效考核、收益共享等方式规范多元参与主体的治理实践，防范各主体在合作中可能出现的行动偏差与目标偏移，为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营造良好的初始条件。在四川省和浦东新区的实践中，虽然也用共同体的思维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但是政府的纵向介入以间接指导为主，其约束性和规制性相对有限，在缺乏政策推动的情况下，很难在协同行动方面更进一步，也难以实现应有的效应。从合作方式来说，广州市的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关注度较高，为了打造在上级政府与基层民众心目中的好形象，一定程度上需要分配注意力来完成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的建设，政府注意力的聚焦也驱动广州市“馆立方”服务模式持续更新与迭代，有利于“形成声誉正外部效应”，促进其进一步规范自身行为，实现服务共同体的建设；浦东新区共同体建设则是受组织生态的影响，结合所处的区域优势，打通省际沟通渠道，不仅囊括了公共文化机构的资源，还结合了非公共文化机构的资源，实现资源的区域联动；四川省共同体建设则立足于数字技术的影响，以数字平台的建设链接原有各个平台的资源，推动资源一体化。虽然四川省和上海浦东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转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未来不仅需要对服务过程进行逐步调适，也要汲取广州市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的成果，将自身实践进行经验总结与理论升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四、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中的阻滞障碍分析

公共文化共同体构建虽然在部分地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将结合具体实践从“制度—技术—组织—环境”4个层面来分析。

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的构建依赖于多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多元主体的合作共建、社会各方资源的整合以及各类技术的协同应用。然而在实践过程中，这些要素并没有形成整体的合力，而是呈现分散化的状态。首先，由于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的建设涉及多部门、多机构之间的相互协作，但行政上的条块分割容易造成各参与机构之间权责关系不清、各自为政，又囿于各部门之间具有各自独特的业务范围和专业领域，其分工与职责也各不相同，使得各部门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过程中难以释放出合作的潜力。其次，虽然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拥有较为丰富的文献资源，但部分地区由于技术水平障碍，以及政府重视程度不够，不仅难以发挥现有的资源优势，还造成了管理效率低下，增加管理成本。再次，虽然国家也出台了数字化的政策推动公共文化机构转变服务方式，但公共文化机构的转型仍然以外部驱动力为主，部分欠发达地区以及县域图书馆转型的自驱力不够，存在不愿意转、转不动的问题，限制了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的协同推进。

公共文化服务发展过程中，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资源不能有效联动，存在着数据鸿沟以及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均等化问题的发生。首先，在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中，各个机构数字化程度的不同以及数字鸿沟的存在可能会造成文化服务的不平衡和不公平。如东部地区的资源数字化程度高于西部地区，这也加剧了地区之间、社会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其次，虽然我国已经通过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和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3大文化惠民工程的实施，初步推动了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各地也建设了诸多数字平台，但平台之间彼此孤立，相同属性的文化机构间资源才能共享，不同文化机构之间的资源难以共享，导致信息壁垒现象的发生。再次，由于各文化机构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可能更倾向于保护自身利益而不愿意开放数据，造成了大量重复数据的产生，同时各个机构之间的数据难以有效进行流动，互不共享，开放程度较低，致使“信息孤岛”“信息烟囱”现象愈发突出，使得各主体之间关联性减弱，限制了不同机构间的资源联动。

多元参与对于公共文化服务协同供给十分重要，然而现在由于社会力量参与意愿低和参与渠道不畅，致使其在参与过程中呈现“弱参与”的特征。首先，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往往将资源主要投入到传统的公共文化机构中，虽然政府也认识到了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和文艺院团等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重要作用，也采取服务购买、特许经营等形式，但是经费较少，难以对其形成持续的吸引力，导致其参与度不高。其次，在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中，主要参与主体往往集中在传统的公共文化机构，而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国有文艺院团等的参与相对较少。然而，一些企业确实具有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动机，但缺乏合适的参与渠道与机会，使得这部分力量被排除在外。最后，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及文艺院团等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的利益驱动相对较弱，对文化服务的参与意愿较低。虽然现在部分文化机构也参与线上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但更多的是迫于履行“社会责任”的压力被动参与，因此参与积极性大打折扣。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资金不足是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不充分的重要原因。相较于发达地区，部分欠发达地区资金来源渠道相对狭窄，向其他社会主体争取捐赠或项目资金的积极性和能力都不够高，从而影响到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的支撑力度。面对图书馆投入有限的困境，广州市的跨界合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资金不足的困境，但是资金的不足也会影响合作的持续性以及合作主体的积极性。除了受缺乏资金影响外，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还面临着吸引和培育具有丰富IT技术和互联网知识人才的挑战。当前的政策措施不足以满足高精尖人才的需求，缺乏具备专业经验的专职管理人员也成为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的重要阻碍，制约了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的发展。此外，公共文化共同体建设仍然以政府推动为主，缺乏自下而上的驱动，以及相关智库的支持，如科研院所、高校等机构，导致基层的实践推广不足，难以形成“典型”发展模式。

五、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的机制探索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需要运用系统性思维，结合上文在“制度—技术—组织—环境”层面的障碍，本文提出了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的机制探索。

跨部门协作机制的建立对于打破体制障碍，实现机构的协同合作至关重要。第一，构建平等互助的治理共同体。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以及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体系，并不是将各机构进行简单叠加，而是要发挥治理的乘数效应。政府可以以某一省市的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为试点，以试点的建设为制度查漏补缺，进而推广至全国各地，从而打破部门间的隔阂与资源壁垒。第二，充分发挥文旅部门的统筹协调作用，促进各政府机关之间的沟通和协作。政府可以设立跨部门工作组或机构，建立统一的管理体系和流程，明确各机构的职责和权责关系，加强政府机关间的横向联系和信息共享，统筹各部门资源，形成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的合力。第三，加大考核力度，解决部分机构不愿合作的问题。政府要建立公共文化事业考核评价体系，加大公共文化服务协同供给的考核权重，采取政府组织、专家参与、群众反馈、定期开展的考评方式，并将考核结果进行通报，倒逼全市各层级加大投入力度，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

在数字化时代，实现数字资源的关联与互通对于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作用的发挥有着重要的影响。第一，深化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整合的合力。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中各利益主体之间功能的深度耦合有助于资源整合能力的提升。在具体过程中，应当明确公共文化服务的目标，尤其是在数字化资源的整合和再分配过程中，各机构应切实增强数字资源共享意识，明确群众需求以及偏好何种数字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实现精准供给。第二，加强数字资源的整合和共享。政府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和共享平台，囊括数字博物馆、数字图书馆、数字文化馆、网上剧院等网络平台，拓展网络公共服务，特别是移动互联公共服务的领域和内容，建设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库群，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全域化和有效覆盖。第三，加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缩小数字鸿沟，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平衡发展。政府应加大对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并向欠发达地区倾斜，提高各文化机构的数字化水平，减少数字化程度的差异，提升服务的覆盖面，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的建设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参与，以开放合作的姿态增强各利益主体参与的积极性。第一，加强对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的政策引导和支持。政府应该制定相关政策措施，为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和文艺院团等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和支持政策，激发其参与的积极性。政府还可以通过给予税收优惠、项目资助等方式，激励各机构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并与其分享建设成果和利益。第二，打造公平参与的治理平台。政府需要建立多元化的合作机制和渠道，通过激励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促进公共文化机构与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及文艺院团之间的深度合作，以建立联合工作组、成立合作平台等方式，增强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和文艺院团等的参与意愿，拓展合作领域，促进资源共享和互利共赢。第三，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协作的价值传递。政府需要加强宣传和培训工作，提高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及文艺院团对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的认知水平，增强他们对建设的信心和参与的积极性。

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的形成需要多元要素的支撑与配合，因而需要强化服务支撑，提升服务效能。第一，完善公共文化共同体建设的资金保障机制。政府要强化财政保障，科学、合理地制定财政投入预算，设立公共文化共同体建设专项资助基金，用于资助各地区和各类组织开展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和活动。第二，健全公共文化共同体建设的激励机制。政府应鼓励各机构协同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对公共文化服务协同供给中有突出贡献的机构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形成榜样作用，定期对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的优秀机构、区域进行评比，建设典型代表案例库；建立发展激励机制，更好发挥高层次核心人才在公共文化共同体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第三，增强跨区域合作，培育专业人才。政府通过提供良好的薪酬待遇、职业发展机会、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工作。政府还可以推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人才交流合作，通过共建人才培训基地、设立人才交流项目等方式，提高欠发达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的人才水平。